春江晚景

宋 惠崇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诗人介绍

惠崇（？~1017？） 北宋僧人、画家、诗人。建阳（今属福建建阳县）人，一作淮南人。他擅长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王安石《纯甫出僧惠崇画要予作诗》说："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苏轼、黄庭坚、王庭□等也有诗称赞他的画，其中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尤为后人所称许。

惠崇与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沃简长、贵城惟凤、江南宇昭、峨眉怀古，合称"九僧"；与魏野、寇□、林逋、潘阆等俱宗贾岛、姚合，同属晚唐派。九僧与西□诗人同时，而作风不同。他们专精五律，多写生活琐事与自然小景，忌用典，尚白描，锻炼推敲，力求精工莹洁。其佳句多在颈联，如宇昭的"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希昼的"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即见称于欧阳修。九僧中惠崇最杰出。他有《摘句图》一百联，为人传诵。他的《访杨云卿淮上别墅》，可为五律代表，诗中"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一联，雄浑工致，最为精警。

2. 春江晚景 作者的想象的句子

太多了……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

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

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

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寒”字，隐约透露出诗人心绪的波动，何况寒风之中又传来《折杨柳》的凄凉曲调呢！春天在边疆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从笛曲之中去领受，去回味。

《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多写行客的愁苦。在这里，诗人写“闻折柳”，当亦包含着一层苍凉寒苦的情调。

他是借听笛来渲染烘托这种气氛的。沈德潜评论《塞下曲》前四句说：“四语直下，从前未具此格。”

又说：“一气直下，不就羁缚。”诗为五律，依惯例当于第二联作意思上的承转，但是李白却就首联顺势而下，不肯把苍凉情绪稍作收敛，这就突破了格律诗的羁绊，以气脉直行，豪纵不拘，语淡而雄浑为其特色了。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古代出征要敲击钲、鼓，用来节制士卒进退，五、六两句，写的正是这种情况。

语意转折，已由苍凉变为雄壮。诗人设想：自己来到边塞，就在天山脚下，整日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

白天在钲、鼓声中行军作战，晚上就抱着马鞍子打盹儿。这里，“晓战”与“宵眠”相对应，当是作者有意在概括军中一日的生活，其军情之紧张急迫，跃然纸上。

“随”字，摹状士卒的令行禁止。“抱”字，描绘士卒夜间警备的情况。

二句写的是士卒的生活场景，而他们守边备战，人人奋勇，争为功先的心态则亦尽情流露出来。 尾联“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是借用傅介子慷慨复仇的故事，表现诗人甘愿赴身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

“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惠崇是个和尚，宋代画家。

这首诗是苏轼题在惠崇所画的《春江晚景》上的。惠崇原画已失，这首诗有的版本题作《春江晚景》，现已无从考证。

画以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具体的视觉感受，但它只能表现一个特定的画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首好诗，虽无可视的图像，却能用形象的语言，吸引读者进入一个通过诗人独特构思而形成的美的意境，以弥补某些画面所不能表现的东西。

这首题画诗既保留了画面的形象美，也发挥了诗的长处。诗人用他饶有风味、虚实相间的笔墨，将原画所描绘的春色展现得那样令人神往。

在根据画面进行描写的同时，苏轼又有新的构思，从而使得画中的优美形象更富有诗的感情和引人入胜的意境。[1] 竹林外两三枝桃花初放，鸭子在水中游戏，它们最先察觉了初春江水的回暖。

河滩上已经满是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而此时河豚正是上市的好时节，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了。 好的题画诗，既要扣合绘画主题，又不能拘于画面内容，既要能再现画境，同时又能跳出画外，别开生面，离开绘画而不失其独立的艺术生命。

苏轼这首诗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诗的前三句咏画面景物，最后一句是由画面景物引起的联想。

整首诗又如同诗人即景言情，当下所得，意象妙会而自然。说前三句再现画境，其实两者也不全然等同。

第二句中“水暖”（温度）、“鸭先知”（知觉）云云，是不能直接画出的。诗能描写如画，诗咏物性物理又过于画。

这是因为绘画属于视觉艺术，而诗是语言艺术，有着表现上的绝对自由。最后一句进一步发挥联想，在前三句客观写景的基础上作出画中景物所属时令的判断，从而增添了南方风物之美的丰富感觉，这更是画所不能的。

有关河豚的应时风味，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一诗写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

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

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竹林已被新叶染成一片嫩绿，更引人注目的是桃树上也已绽开了三两枝早开的桃花，色彩鲜明，向人们报告春的信息。接着，诗人的视线由江边转到江中，那在岸边期待了整整一个冬季的鸭群，早已按捺不住，抢着下水嬉戏了。

然后，诗人由江中写到江岸，更细致地观察描写初春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满地的蒌蒿长出新枝了，芦芽儿吐尖了；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春天的活力，惹人怜爱。诗人进而联想到，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引人更广阔地遐想。

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2] 有人说，在我国历史上，如果少了象李煜这样一个皇帝人们也许不会太在意，但是，如果少了象李煜这样一位词人恐怕就会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

此话看来，很是在理。李煜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后主，词作远过于他在位期间的作为，尤其是亡国以后的词作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