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01 06:27:08作者:未知
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邻近科隆的小城镇波恩,在一幢旧房子的阁楼里,路德维希·冯·贝多芬降生了。贝多芬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才艺平平的男高音歌手,嗜酒如命。母亲给人做女佣,她是一个厨师的女儿,第一任丈夫是一名男仆,丈夫死后,再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与另一位音乐家——在温馨家庭的呵护下长大的莫扎特相比,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苦难。他是在父亲的暴力下开始学习音乐的。四岁时,父亲就逼他在羽管键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或塞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这种有悖儿童天性的强制教育,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为此,他几乎就要永远地厌弃艺术。而生活的重担却过早地压到他身上:少年时候,他就得养活自己。他十一岁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作了管风琴手。
贝多芬与母亲感情深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她那么善良、那么让我爱戴!啊,当我甜蜜地喊着‘妈妈’的时候,当她能够听到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啊!”可是,一七八七年,母亲却因肺结核病去世了。贝多芬担心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总是感到不舒服,除此之外,他还被忧郁所侵袭,这是比病痛更加残酷的。
由于他的父亲酗酒成性,已无力支撑起这个家。年仅十七岁的贝多芬不得不担当起养育两个弟弟的重任。迫于现实,他只能要求父亲退休,经纪人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到了他手上,因为怕他父亲把钱胡乱花掉。他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就是波恩的布勒宁一家,这是他永远珍视的。这里有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她是他童年的伙伴,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和诗歌,也许,他们之间产生过一种非常温柔的情愫。
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入读波恩大学。那场席卷欧洲的革命爆发了,贝多芬的心也被革命所占据。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汇集地,当时,着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波恩大学讲授德国文学课,他后来成为了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的人们得到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时,还在上课的施奈德在课堂上即兴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慷慨激昂,一下子就激发了同学们火热的激情。第二年,厄洛热·施奈德教授的一本革命诗集发表了。关于这本诗集,有一份预定名单,在这份名单里,我们可以找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战争日渐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去了维也纳,在这个德意志的音乐之都定居下来。在去维也纳的路上,他遇到了黑森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这激起了他的爱国之情。他开始动手为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曲,在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谱写了一支《出征歌》和一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的合唱曲。
大革命征服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自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还是跟法国人和使馆频繁交往。贝尔纳多特将军刚到维也纳时,贝多芬也和他有着亲密的接触。在这种交往之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共和派倾向。在他以后的岁月里,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倾向更加明显了。
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一七九八年),反映了他当时那种悲剧式的痛苦。奇怪的是,像一八○○年所作的欢快的《七重奏》和清丽的《第一交响乐》,还有另外的许多作品,却并不带着这种痛苦,反而充满了年轻人的快乐。也许,让心灵习惯痛苦必定需要一段时间。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实太残酷,它就会寻找过去。羁旅在维也纳的贝多芬,常沉浸在对故乡的回忆里,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
《七重奏》中一段变奏的行板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支赞美莱茵河的曲子,是对年轻人的梦的赞美。它快乐又慵懒,可以体味出一种讨人喜欢的欲念。但是,在某些段落中,通过《引子》,通过一些低音乐器的和声,通过一些荒诞的谐谑曲,我们可以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那青春的面孔上发现天才的目光。就像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儿的眼睛一样,人们已经认为,从中可以找到悲剧将要来临的迹象了。
要寻找贝多芬音乐灵感的源泉,必须深入到他的爱情与他的傲慢个性相抗争的过程中,去体会他那骄傲的性格被爱情所压抑的痛苦。贝多芬的心灵中,带有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讨厌粗俗的谈论和思想。据说,对于莫扎特写《唐璜》这部歌剧,他始终都不能原谅,他认为莫扎特是在糟践才华。对于爱情的神圣,他也有着自己毫不含糊的看法。
两耳欲聋,操琴不勿,音乐共创!
把这个问题换成,谁对社会影响更大?可能更容易回答。
乐圣,凭其思想性和音乐性的作品而实置名归。以贝九为例为以上二特征为证。前苏联国庆、1990年两德统一均以贝九做为庆典的重头戏,其主因是该曲博大的思想性“…你的力量能把人类团结在一起”。更有木心先生曰,贝多芬在此曲中为人类的命运做了唯一一次大判大断。音乐性方面乐圣采用当时最庞大的交响乐队加合唱队,这样磅礴的气势,已将音乐的可能做到了极致!故在以上两个巨型场景中贝九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何况乐圣还有其它好几部影响巨大的交响曲及其它作品。32部钢琴奏鸣曲则有“新约”的美誉。
音乐神童,则以至纯至真的音乐抚慰着我们的心灵。乐观纯真天性的自然流露,不以社会效果做为自己的创作依据。《小星星》、《土耳其进行曲》任何时候都让我们置身于晴朗的星空下,畅想春光明睸的明天。歌剧是神童最擅长的舞台。可惜现在的听众越来越少。
音乐本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厚礼,依需享受而已。无需非要分个你高我低。贝多芬只是沿着海顿、莫扎特的道路走得更远而已。高以低为本,没有海顿、莫扎特就没有贝多芬!
电影里的反派人物听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的音乐,已经是一个常规的设置。首先要理解的是,电影里为什么要有反派人物?那一定是为让电影更加充满戏剧性,与电影中的正面人物发生冲突,甚至发生微妙的感情联系,这样观众才会觉得过瘾,才会觉得娱乐。
此外,对于演员来讲,反面人物往往因为有了更多的演绎可能性,比如说身世背景的复杂,行事思想的不按常理出牌,都会给观众创造一个更大的想象空间。当然反派人物也有比较简单粗暴的。
因此我们说反派角色是电影人物的反转,而反派人物本身的反转,又是一个更加有趣的话题。古典音乐艺术与艺术家一般来讲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正义,代表了温柔,代表了善良。这些突出的品质与反派人物身上的邪恶和残忍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疯狂追赶和屠杀犹太人的德军士兵,偶尔发现了一架钢琴,并弹起了巴赫的音乐,这样的情节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和戏剧性。即音乐多么美好,人生多么残酷,而在邪恶的灵魂里也流淌着巴赫的音符。
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中可能不见得发生过,导演和编剧的艺术创作就是要向人们证明,野蛮与文明共存是现实的一部分,以及为什么具备文化修养的人会变成残酷的杀人机器。
综上所述,电影里的反派人物听古典音乐、听贝多芬的音乐,都是为了增加角色的复杂性和个人魅力。
紧接着《第二交响曲》,贝多芬创作了《第三交响曲》,被广泛认为是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标志性作品。这部交响曲既属于古典主义也属于浪漫主义。
据贝多芬的秘书费迪南·里斯记述,《第三交响曲》原题献给“波拿巴”(即拿破仑),贝多芬将其与古罗马的执政官相提并论,作曲家的名字仅标注在手抄本页脚以示崇敬。当贝多芬听秘书说拿破仑称帝后,怒不可遏,将抄好的乐谱撕成两半,扔到地板上,重新抄写后,标题改为了“英雄交响曲”。也有说法称,直到1806年,出版社才将乐谱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以纪念一位伟人”。
这部交响曲既属于古典主义也属于浪漫主义。关键是如何理解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它表现了一位英雄的灵车在去安葬的路上,人们踏着缓慢的脚步,怀着沉痛的心情一路相随,需要演奏得比较突出,以至于打破四个乐章的平衡关系。对于古典主义者来说,第二乐章的要求是庄严的,节奏必须十分稳健,好像军人举行仪式时的脚步,一秒不差,不会强调悲伤的气氛。
按照贝多芬提献给拿破仑的设想,他应该不会把活人当成死人,所以将第二乐章理解成英雄对英雄的凭吊,或者英雄本人的漫步与沉思,会更合适一些吧。
因此在演绎上,浪漫主义的表达与古典主义的表达分庭抗礼,各有粉丝。浪漫主义的代表比如富特文格勒,古典主义的代表例如帕沃·雅尔维(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要来,随后到访上海)。
我也重点了解了贝多芬的一些经历和作品,我认为贝多芬说出这句话,是有他的时代背景。要知道,贝多芬正好生活在1800年前后,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整个欧洲都处于动荡阶段。
所以,在这种历史大变革下,每个人,尤其是艺术家,会变的非常敏感,而且会思考更多东西。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对人民生活的反思、对艺术发展的反思,都是超越普通人的。所以,在他眼里,“大多数人”,不懂音乐。贝多芬是音乐大家,这单毋庸置疑,很多贝多芬的粉丝,俗称:贝粉,对贝多芬崇拜的五体投地,为什么?我想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音乐明显和其他音乐家不同。
我近期有系统性的听过舒曼、莫扎特、贝多芬、海顿等等不同人的音乐,发现大多数人的音乐,要么华丽、要么舒缓、要么热情,虽然各有特色,但听起来没有特别的差异。而恰恰是贝多芬的音乐,听起来有明显的不同,他的音乐里明显有一种“斗争”的精神,你透过音乐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种隐隐向你袭来的“斗争”意识。
所以,贝多芬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音乐,更在于他通过音乐表达的一种对命运的抗争,告诉我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
贝多芬口味重?恰恰相反,我觉得贝多芬的口味是最清淡的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解读出不同的贝多芬,电影人的解读未必权威。相信自己的解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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