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

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

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

2. 挫折与人生 借用苏轼的诗句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冬.当时苏轼因与新政不合，主动要求外放，任密州知州.密州在今山东诸城.作者身在东海一隅，但他的心却时刻关怀着祖国西北的安全.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夏入侵的强烈愿望.北宋王朝长期以来对辽和西夏的威胁采取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宋真宗景德元年，宋王朝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之后，仁宗庆历四年，与西夏也如法炮制，签订“和约”，每年给西夏“岁币”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这种妥协的结果，一方面只是短时期地缓和了边境上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给以大国自居的北宋士大夫极大的心理挫折，视其为莫大耻辱.有志之士对此念念不忘.苏轼痛感辽和西夏对祖国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于是，很自然地从射猎联想到要抗击入侵之敌，以保卫边地安全.词的爱国思想是明显而又强烈的.

3. 苏轼一生如此坎坷,他的词为何如此豪放,成一代豪放词宗

知人论世的话且不说了，我的观点：一是基因，二是家风。

苏洵老家伙就是个有才好学的人，但他比不上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儿子的后天经济、文化基础是他创造的，苏洵有了儿子以后才好学不倦，对儿子的影响正是时候。苏洵喜欢庄子和纵横家，儿子怎么会不喜欢呢？可苏洵喜欢的时候已是中年，而儿子喜欢的时候却是少年时期。

苏洵也很乐观，按我的说法就是喜欢吹牛自大，他在一篇文章里写了三座木假山，说自己是中间的一座，旁边的两座虽然敬重中间的，但也有独立人格，不倾侧面从。观察一下，爱吹牛的人总是不容易被挫折伤损意志，虽然这种人容易引人反感和妒忌。

苏轼少年时期很少挫折，成熟以后挫折不断，但也不足以改变他的人生观念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尤其是少年时期性格的形成很重要。苏轼性格的一大半是从父亲老泉那儿积淀的。

4. 【后人引用苏轼的诗句给我一些古人引用苏轼而表现仕途低落时豁达心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