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要善于总结，善于自我评级。1926年1月，根据组织安排，年方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由法国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6月，在填写该校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这样写道：“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邓小平一生戎马倥偬、治国理政。这个中肯的评价，在邓小平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证。然而，这个自我评价和其它一些评价，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自我评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党内外评价相比，鲜为人知。

在战争环境中，宣传工作须臾不可缺少，对此，邓小平驾轻就熟

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已经显露出善于搞宣传工作的特长。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他勤于思考，思维敏捷，口才流利，发表的文章充满激情、言辞犀利。也因此，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被编在了以“理论家小组”著称的小组里。作为中共党小组组长，他经常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辩论，结果是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

这些经历使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央苏区时，他领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担任过几个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3年因遭受错误路线的打击而陷于人生最困厄时，又重操“油印博士”的旧业，主编起《红星》报来。《红星》报是中革委的机关报，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邓小平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着走”，在战斗和行军途中，坚持编辑出版报纸，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顺利的时期，但却是他搞宣传工作“最专业”的时期。